缘定今生

文/理直 我们俩当年的照片 恋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的存在，恋爱就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延续着…… 我是七十年代结婚的人，那时在单位里只是简简单单地发些喜糖，然后把两人的“炸药箱”（指用炸药箱板做成的箱子)叠在一起就算结婚。没能象如今这样举行隆重的婚礼仪式，因此也就没有“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历”这个环节和机会。故今天借助美篇话题平台“羞说”一下我的恋爱经历—— 我俩年轻时的照片 我与现在的发妻小潘（如今本应称老潘了，但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仍以小潘称之）是初、高中同学。我们两家同公社不同大队，相距约六七公里，因此算不上“青梅竹马”。 那年代没象如今开放。初高中同学虽是在一个班天天见面，其实一天都说不上几句话。 我们的恋爱是在高中毕业之后。那时没有高考，我们1973年毕业后便各自回乡劳动。说来也巧，回乡后不到半年我俩又同时到罗城葫芦山水库指挥部做“施工员”。 由于在校时我就对小潘产生过好感，如今在指挥部里又有缘相见，便渐渐地心生爱慕。于是便有话没话地总想找她说，每天关注她的行踪，总想找机会亲近她…… 可是，当时我们施工员各有分工，我和一位姓何的男同志负责石方验收，她与一位年纪较大男同志负责土方的验收。而且她们那组往往收工较早，我们收工较晚，下班后很少碰面。因此，虽同在指挥部里也只有在中午吃饭时才见一下面，而晚上下班后又各自回村。 我与她是隔壁大队，回家本来也可以同路而行，可由于她回得早，且每次都是与那和她共组的男施工员一道同行。对此，有一段时间指挥部里有几位年轻的施工员还误认为她与那男的有那意思呢，并对那男的妒忌了好一阵子。而我更是难过的不行不行的。过后才从陈工程师那知道，那男的与她是上下村，而且还有些拐弯亲戚关系。那男的早已结婚，儿子差不多已上初中了。因为陈工与那男的是同一个村的。 在得知真相后，我心中又重新燃起了追求她的希望。可由于家境贫寒的原因一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 我原籍广西罗城县，共有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三。当时我们家与大伯家共住一套房子：大伯家住左厢房我家住右厢房，中间的堂屋为两家共有。在我读高中时大哥已结婚生子，他夫妇俩住后厢房，我父母住前厢房，而我和二哥则住在厢房的“阁楼”上。 说来惭愧，这“阁楼”并非民国影视剧中的那种“楼中楼”而是咱南方农村“人字形瓦顶”民房中用木板隔出的楼层，多用于贮藏谷物之用。因为楼层中间的最高处用来堆放谷物，我与二哥只能睡在“人”字的捺笔处，就连穿裤子都是躺着穿。为此，父母常常担心我们哥俩娶不到老婆。 好在我二哥在“六九二七”的铁路施工中得到转正，去当了工人。只剩我一人仍“挤”在家里。故在我刚高中毕业回乡不到一个月便先后有两位阿姨来家中说媒，介绍我到别人家当上门女婿。母亲也有此意，说我们家住房紧张，让我去入赘“贴福”人家，而我却坚持不去。 缘于此种家庭背景故而勇气不足。 直到1974年10月的一天中午，工地上没有人上工，我见她与赵阿姨（施工员）在“火烧窝”副坝坝首的草地上晒太阳，我便鼓气勇气向她们走去，把一首写满八开纸的情诗递给她。并谎称说这是陈工程师让我转交给她的施工图。然后便头也不回地匆忙离去。当时紧张的脸红心跳，好似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般。 真个是—— 新打镰刀难转弯，初初连情开口难。 心跳好似擂大鼓，脸红好比火烧山。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工作较忙，一直没机会与她见面，就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偶尔碰上，我也象个做错事的孩子般不敢正面看她一眼。可心中的那份等待和期盼又让我急的尤如热窝上的蚂蚁…… 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三天下午在我去工地的山边拐角处，她突然塞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然后也象我一样急匆匆地跑开。我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一本红皮封面的笔记本，上面工整地写着“送给李名恒同志留念1974年10月”（如图）。这真让我惊喜万分，手捧笔记本呆呆地站在那里，一时高兴地不知所措…… 这是当年小潘送我的笔记本 笔记本中小潘写的字（左）和革命样板戏《龙江颂》剧照插图 从那以后，我们便开始了正常交往。期间我还上过她家2次，她的父母也没表示反对。 1974年12月我被招工来到了河池市金城江，离开了水库，离开了她。从此我们的恋爱进入了“两地书”——头两个月每月2一3封信，后2个月每月1一2封信，再往后每月或2一3个月一封。期间有过误会、有过矛盾、有过争争吵吵，分分和和…… 尤其有过一段有趣而难忘的插曲—— 1975年9月，我父亲突发中风，嘴眼歪斜，口不能言，住进了罗城县医院。在收到家中电报后，我即请假赶回家中探望。在医院陪护父亲的日子里，同病房有位来自本县小长安的小学女教师也在陪护她的父亲。 不知是我对父亲的护理耐心细致，还是有感于我的为人向善（有时打开水时我会顺带帮她父亲一起打；给父亲吃水果时同时也会给她父亲一份；她有事外出时我会主动代她看护她父亲），这位小学教师不知何时已悄悄地爱上了我。并且爱的很热烈——有时当着两位老人的面用热辣辣的目光注视着我，把“秋天的波菜”抛给我，有时还亲呢地拉我的手。甚致在我家小潘来看我父亲时还当场约我去看电影。弄得我十分尴尬，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由于我与小潘恋爱在先，虽说当时在闹些小矛盾，但我对小潘仍是一往情深，始志不愈。因此对这位女教师的爱并未心动。只是偶尔随她一起到广场散散步而已。 尽管如此，这位执着的小学教师仍在我返回单位之后写信给我。因为我不告诉她我的名字(我父亲也不说)，可她却仅凭从我父亲那里探到的单位地址和父亲病床上的名字便给我寄来情书。收信人上写的竟是“李杨轩的儿子李某某收”。真是难为了当时的“政工干部”。当传达室把这封令人“奇怪”而又无处投递的信交给他们时，他们竞可从单位里七八个李姓职工档案中“顺藤摸瓜”地找到我，把信原封不动地交到我的手上。 看着这封“曲线寻情”，情真意切的来信，我十分感动——为姑娘对我的厚爱，更为姑娘的勇敢和率真！尽管已时过境迁，今天在此，我仍要对这位姑娘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可感动归感动，我始终坚守住心中对小潘的那份爱，没有给那姑娘复信。因为一旦回信就有了联系，就可能出现后面“剪不断理还乱”的系列故事。由于我坚持没有复信，此后那姑娘也就再也没有来信了。 这段“美丽的邂逅”故事一直深藏我的心中多年，直到我与小潘结婚后方才告知于她。她听完后仍娇姡地说：人家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要她？而我也得意地说：因为您比她更好…… 插曲跳过，言归正传。1976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初二晚村里唱彩调，小潘与她的一位同学一起来我们村看演出，并顺便到我家“认门”，我父母对我们俩的事十分满意。 可不知怎么，春节回单位后我们俩的关系却逐渐冷淡下来了。我给她写的信有时1－2个月才收到一次回信。据说是她家的一个姐姐不同意我们来往（小潘家共有姊妹7人，2个哥哥，3个姐姐，一个妹妹，她排行老四），认为我们家经济条件差，住房紧张。小潘现在水库仍属临时工，若果真的结婚，我在单位她在乡下，到我家后住哪里？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当时小潘为此深感困惑和迷惘。这一问题也让我俩的恋爱陷入了不冷不热的“低迷”时期……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1976年10月，小潘也被招工来到了金城江。虽然她所在的单位在郊区，距我们单位有十多公里。但必竞是在同一个城市，且今后我们再也不必为住房担忧了。于是我俩的旧情又开始复发升温了。 我俩的交往，从市内到她们厂除有公交车外，还有她们厂每日接送职工上下班的交通车，交通比较方便。不方便的是她的上班方式。她们厂实行的是“三班倒”，采取轮休制，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因此我俩周末或星期天“约会”的机会很少，虽说相隔不远，但仍是聚少离多。 就我而言，每到周末，看到同寐室的同事一个个出双入对地去看电影和“压马路”（散步）时，自己只能独自窝在室内看书看报，以此排遣心中的寂寞。而在她那边，有时轮到她休息时，由于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尤其是夜班）本来就累的不行，如果再往返几十公里出来看我就更极疲惫。况且我不对休息日，只能在下班后陪她吃个中午饭然后又匆忙地送她去搭车。根本没时间“卿卿我我”…… 看到我们爱的这等辛苦，她的师傅和姐妹们劝她放手吧，象她们厂里的其他女工一样在厂里找一个算了，况且当时在她的身边至少有3－5个忠实的追求者。而我这边的几位自称是“过来人”的师傅和领导也说：小李，还是在本厂找一个好。你跑这么远去找，现在没觉得怎样，将来结婚有小孩后你就晓得辛苦了。那时我已转正提干，是车间里的统计和调度，身边也不乏女性“铁杆粉丝”…… 面对这么多好心人的劝说，说实话，当时我们彼此都迟疑过，动摇过。但就是始终没有放弃过。因为我们坚信，爱可以克服和战胜一彻困难！ 1979年10月24日我和小潘终于领取了结婚证，结束了这长达5年的恋爱历程。 请看我当年写的诗—— 同校求学四载整，自由恋爱达五年。 昔日同窗成佳偶，风雨同舟前世缘。 在本文结束前，我要在此对我们家的小潘由衷地说一声谢谢：谢谢您几十年的不离不弃，与我风雨同舟，携手前行！